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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本報特約評論員傅達林
　　母親為了孩子能夠順利上學，“實在走投無路了”才出此下策。考慮其中的人倫因素和犯罪動機，檢察機關提出緩刑建議，無疑值得肯定。
　　為了讓孩子能在北京上學，曹某鋌而走險買假證結果被抓。近日，被媒體稱為“假證媽媽”的曹某在法院受審時認罪，檢方當庭建議對其判處緩刑。
　　從法律上判斷，無論行為人出於什麼動機，只要其行為觸犯了現行刑法，構成犯罪的都理當入罪。這種定罪強調的是對行為的否定性評價，其意義在於對其他公民的警戒和指引，以引導大家按照合乎法律的方式追求個人利益。但是從個案的懲戒來看，刑罰的具體適用則需要考量被告人的行為動機，對主觀惡性小的犯罪，應當在法定範圍內擇輕處罰，以更好地發揮刑罰的教育感化功能。
　　本案中，母親為了孩子能夠順利上學，“實在走投無路了”才出此下策。考慮其中的人倫因素和犯罪動機，檢察機關提出緩刑建議，無疑值得肯定。被告人所涉嫌的偽造國家機關印章罪，侵犯的是國家機關的正常管理活動和信譽，破壞社會管理秩序；而“假證媽媽”的行為，在這方面並未造成多麼嚴重的損害後果。綜合考慮後做出一個適當的量刑判決並不難，實現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的統一也不像其他個案那樣兩難。
　　案件小並不意味著其沒有社會價值。每一樁犯罪個案的背後，都隱含有值得追究的社會問題。很多時候，犯罪的發生只是某種普遍性問題的表象，如果都能夠順著犯罪去倒查、整治那些根源性的問題，這樣社會的治理便能“藥到病除”，一個一個地化解。
　　這個並不複雜的案件之所以引起輿論的關註，不僅在於被告人是生活貧困的底層人，更在於背後隱含著公民受教育權這一重大社會問題。在我國，憲法雖然規定了受教育權和平等權，但一直以來，由於地區發展差異，受教育權的享有存在著事實上的不平等，尤其是在戶籍“二元制”的背景下，受教育權的實現往往與公民的戶籍身份緊密相連。
　　當然，無論是受教育權的平等實現，還是戶籍制度改革的成功，都不是個案中司法審判所應考慮的因素。所以，本案無論法院如何判決，只要不違背法律規定都無可指摘。然而借助這一個案，我們再度感受到類似權利獲取的無奈與困頓，要彌補公民平等受教育的權利鴻溝，還需在個案之外付出更多更持久的努力。　　（原標題：“假證媽媽”被建議判緩刑符合人倫）